現象可以反映出一個民族的精神風貌，而不僅僅是一個精神問題。費力鵬等人的研究表明，在中國，自殺現象與精神疾病的關聯度遠遠低于西方。在《浮生取義——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文化解讀》一書中，吳飛通過文化因素之重要的強調，進一步對中國人的自殺現象提出了新的理解，而這一理解恰恰又與西方自殺理論中精神疾病說之外的另一主流范式——社會紊亂說——針鋒相對。來自涂爾干的“社會紊亂說”認為社會危機和社會整合的過與不及是導致自殺的主要原因。吳飛則指出，家庭秩序——而非社會秩序——的紊亂是導致中國人自殺的主要原因。
　　自殺往往與自殺者感覺到自己遭受了不公正對待有關。吳飛將一個人在家庭生活中遭受不公正對待的現象刻畫為“受委屈”，而將一個人在社會、公共生活中遭受不公正對待的現象刻畫為“遭冤枉”。他的調查發現，在中國，受委屈者常常訴諸自殺，而遭冤枉者一般不會。而且，無論自殺是否成功，受委屈者以死明志的目的往往能夠奏效，但自稱遭冤枉者即使訴諸自殺，其以死明志的目的也不容易奏效，甚至還會被人們認為是畏罪自殺。家庭領域中的正義問題與社會、公共領域中的正義問題在自殺現象上的不同權重，反映出家庭生活與社會、公共生活在中國人心目中的不同意義。實際上，全世界可能再也找不到一個民族像中國人一樣幾乎是在生命終極意義的高度上肯定家庭生活的價值：家對于中國人來說無疑是最重要的倫理場域，平常人的希望與絕望，皆在其中。
　　將家庭領域中的正義問題與社會、公共領域中的正義問題（吳飛稱之為“禮義”與“法義”）區分開來，是理解中國式自殺的要點。不過，這個要點中的要點在于，這種區分絕不僅僅是兩個領域的區分，就是說，絕不能簡單地把禮義和法義理解為正義在不同領域中的表現，而在回答“何謂正義”的問題時又回到我們熟悉的西方套路，比如說訴諸權利。
　　禮義與法義之間的差異，更重要的是實質內容上的。這當然是因為我們對于家庭和社會的正常期待存在著實質內容上的差異。比如說，對一個家人的正常期待如果放在一個外人身上，可能會變得非常過分而不合適，而對一個外人的正常要求放在一個家人身上，又可能變得非常奇怪而不可理喻。換言之，在家庭生活中所期待的人際交往平衡和在社會、公共生活中所期待的人際交往平衡，在實質內容上有很大的不同。而人際交往的平衡感，恰是正義的表象。
　　這就促使我們思考，我們能夠正常而合理地期待的，究竟是什么樣的家庭、社會和國家。這當然是個很大的問題，關乎中國的自我意識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真正形成。如果在此我并不援引什么西方理論話語來做“必要”的論證，也不訴諸文化傳統來說明其“歷史”的合理性，而是直接斷言，中國式的家庭生活雖然有其累人之處，有時甚至很累人，但仍然是人之為人最本真的倫理生活，那么，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國人會反對我。但我相信，即使有為數不少的中國人反對我的看法，也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對于很多平常的中國人來說，如果他們失去了他們所擁有的、也擁有著他們的那個或大或小的家的話，那么，他們的生活就失去了基本的坐標和方向。
　　如果在這一點上我們能夠達成基本的共識而不需要糾纏太多的話，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在當今這個西方觀念以壓倒性的優勢主導著中國人的智識世界的特殊時代里，保衛我們的家庭。智識層面的工作首先是重構我們自己關于家庭的理論敘述，而不是長期甘心地處于被他者敘述的境地中不思自拔；其次非常重要的還在于，應當以保衛我們的家庭為第一要義，重新構想我們的社會和國家。在吳飛的調查中，有很多例子涉及來自社會、公共領域中的正義觀念對家庭生活的正義原則的侵蝕。比如說，一個人在家庭生活中感覺到自己遭受了不公正的對待，可能正是因為他或她在家庭生活中采納了來自社會、公共領域中的正義觀念，從而與他或她所處家庭的正義觀念發生了沖突。實際上，更大的危險仍然在于，在目前的理論形勢下，當我們反思家庭領域中的不正義問題時，非常容易在基本立場上退卻，一直退到以個人主義為基調的權利學說來重新構想家庭。這樣一來，反思從根本上就不再服務于積極的重建，而是會因其無節制的過度成為一種破壞的力量。
　　就這一點而言，吳飛的基本立場大概也是一樣。但在我看來，他并沒有將這一立場貫徹始終。在書的最后，吳飛提出要將自己的思考“放在思想史的脈絡中”加以考察，這一想法很值得贊賞，但他并沒有將這一主題真正展開，只是通過對毛澤東就趙五貞自殺事件所發表的一系列文章和魯迅小說《祝福》的分析，強調了國家的存在和社會正義對于維護人格價值的重要意義。這當然有其合理性，但問題是，現代以來，中國式家庭所遭遇的最大的破壞性力量恰恰是與國家建構的強大動力有關。而就目前的形勢來看，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漸深入，公民社會的興起若不能將家庭的倫理意義充分容納進來，若不能超越原子式個人主義的結社理念，則公民社會也極有可能成為中國式家庭所遭遇的另一個巨大的破壞性力量。
　　如果說家庭生活的主要倫理理念是仁愛，那么，家庭中的正義就是基于仁愛的正義。同樣，社會和國家領域中的正義也應當是基于仁愛的正義，盡管其意涵終究因領域的不同而與家庭中的正義有所不同。這就要求我們應當將“人是倫理的動物”作為政治哲學的第一原理——這里的“倫理”不取西文“ethic”的翻譯，而取“人倫之理”的古意。質言之，國家的建構，必須以成就人的倫理生活為其根本。
　　在吳飛的調查中提到，遭冤枉之所以不會導致自殺，是因為遭冤枉被人們看作是“一種外在的無妄之災”。這一點實際上表明，國家在人們的正常期待中只是一種命運般的偶然力量，因為不可能對其抱有太大的希望，所以也不會輕易引發絕望之感。因此，如果說中國人對家庭生活的高度看重意味著中國人的生活到現在還保持著一點點醇厚之風的話，那么，中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并沒有予這一點點醇厚之風起到應有的配合作用，而更為糟糕的莫過于，一切似乎還在朝著更為澆薄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