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解剖學家加爾（F. J. Gall，1785-1828）和他的學生施普茨姆海（J.G.Spurzheim，1776-1832），根據有限的神經解剖實驗和對人的心理能力的觀察而形成的腦功能定位論，被稱為顱相說或者骨相說。他們認為，腦的各個區域是各種心理機能的特殊器官，比如他通過觀察發現一個喜歡打架的小孩的顱頂骨后下角隆起，就認為其下面的皮質區是好斗性的器官所在。總之，他認為通過顱骨的隆凸或者凹陷可以分辨出不同的秉性和愛好，于是便有了文章開頭的結論。無獨有偶，我們國家也有類似的“瞎子摸骨”、“看相”等等，不過我們的說法是頭骨隆起，是聰明的象征。

　　顱相學在西方流行了長達一個世紀，但是它缺少科學的依據，一直沒有得到學術界的承認，甚至有人指責他是江湖騙子。但是，它認為腦是心理的器官，這一點是很有意義的，并且從客觀上促進了腦機能的研究。

 　　在顱相學風靡的同時，也有不少的生理學家在忙于駁斥它。

　　法國著名的生理學家弗盧龍（M.J.P. Flourens，1794-1867）通過局部切除法，即對動物大腦和脊髓的不同部分進行切除和損毀，來觀察動物的行為變化，得出結論認為神經系統，盡管它們性質、功能和效果各不相同，但它們，特別是大腦的機能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不能割裂開來，他的學說被稱為大腦統一機能說，這一學說成為與加爾的顱相說相對立的學說。 　

　　與加爾簡陋的實驗相比，弗盧龍的實驗精確簡單，手術也干凈利落，從某種意義上講，達到了測量腦的各部分功能的目的。他的大腦統一機能說對腦科學和心理學的影響至深，是腦機能研究的一個很大進步。

　　在這兩個理論爭論不休的時候，法國著名的外科醫生布洛卡（P.Broca，1824-1880）通過解剖一個奇怪的病人的尸體（這個病人生前發音器官正常，能聽懂別人的說話，也能用手勢表達意思，就是自己不能說話），發現了與言語相關的腦區——“言語運動中樞”，這一發現是對“機能統一說”的一大挑戰，于是機能定位說又沸沸揚揚的展開了。 　　

　　布洛卡的發現對腦機能的研究有著重要的貢獻，他證明了神經系統的內在功能各自具有特殊的定位，而且還找到了以大腦溝回作為腦功能分區的明確標志。另外，他首次采用臨床法——一種與弗盧龍的局部切除法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保證了被實驗者的安全。弗盧龍的切除法必須得切除身體上的一部分，以此來觀察行為的結果，而臨床法是通過臨床的觀察或者是病人死后對尸體進行解剖來進行研究的，各自的優劣顯而易見了。想想吧，為了實驗，讓你切除掉身體上的某一個部分，而且你將永遠失去這個部分，（闌尾這樣的器官除外），是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18世紀80年代，法國醫生弗里奇（G.Fritch，1838-1927）和希齊格（E.Hitzig，1838-1907）用弱電流對狗的大腦皮層進行系統的實驗研究，確定了運動中樞的位置。他們采用的電刺激法后來成為生理心理學研究的有效方法。受他們的鼓舞，許多人開始尋找感覺中樞，到19世紀末，已經確定出視覺中樞、聽覺中樞、機體覺中樞的位置，于是大腦功能定位說又重新得到了許多人的認同。

　　20世紀初，弗朗茨（S.L.Franz，1874-1933）等人認為皮層功能的定位是暫時的和不嚴格的，但是隨著科學的進步，對于大腦功能的定位會更加精確。當然，根據現代神經科學的發展和系統論的觀點，我們必須從整合的觀點來理解大腦的功能，畢竟大腦是一個整體，單一的片面的理論都是站不住腳的。

（閆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