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夜晚，隔著熒屏，他和我在客廳里相遇，近在咫尺。他說，我聽。他比畫著，我看。此前，我只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他的名字戴著一頂大文博學家的帽子。

　　在聽他說和看他比畫中，我大致了解了他的人生：出生官宦世家，從小養蛐蛐、弄鴿子、種花草、玩鷹……整個一玩物喪志的紈绔子弟；后來，母親去世讓他醒悟，不能再辜負母親縱容背后的殷愛，他開始研究繪畫，再后來又隨大名鼎鼎的梁思成研究古代建筑；抗日戰爭勝利那年，年紀輕輕的他成了教育部的“接收大員”，從日偽手里接收故宮博物院，之后遠赴東京清理被日本人擄走的文物。如果人生能按著直線行走，他將會在紫禁城的紅磚綠瓦間、在歷朝歷代的古玩字畫中沉醉一生。然而，猝不及防的，他因所謂“歷史問題”身陷囹圄，先被關10個月，再從故宮掃地出門，拋到郊區一所小學教書。那一年，他39歲，未來對他似乎不再有一絲光亮。“一般人遇著這種情況，要么輕生，要么自暴自棄。我選擇自珍。”他說，像是在說別人的故事。他的“自珍”就是選擇了一個離政治更遠些的冷門來研究。10年，20年，30年，當他成了一位古稀老者，他研究的冷門變成了熱門，是他以一己之力帶熱的，而且還帶熱了一個龐大的產業，這個曾經的冷門就是明代家具。

　　是的，這個人是王世襄。當記者請教他成功有什么秘訣時，他湊近記者的耳邊，悄悄地說：“第一要長壽。第二要選一個你能做一輩子的事情，這個事情還要對社會有一點兒意義……”后面他說了什么我沒再聽清，我滿腦子里只有他說的“要選一個你能做一輩子的事情”這句話，那一刻，我體會到了什么叫做醍醐灌頂。

　　能做一輩子的事情，不是只做到60歲退休就不能做的，而是70歲、80歲甚至90歲都還能做的。這樣的事情是職業固然更好，但更多的可能是一種愛好，是一個心靈的支撐點，是一片精神的棲息地。人生有了這樣的能做一輩子的事情，便有了一種外力不能剝奪的意義，當災難的洪水泛起，這種意義就像諾亞方舟一樣能將人帶離精神的險境，實現自我的拯救。

　　當然，除了提供心靈的支撐，能做一輩子的事情也肯定比只能做半輩子的事情更有成功的可能，找到了能做一輩子的事情的人也比沒找到的人可能更幸福更成功。

　　現在，每當和朋友說起人生的話題，我常常會問：“你有沒有找到一個能做一輩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