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銀行門口，看到幾十個老年人一人一個小板凳坐成一排，不用問，肯定是明天又要賣國債了。

　　老年人有他自己的計算方式，一個夜晚，長達十幾個小時的守候，如果幸運的話可以把自己的存款換成國債，這樣不但可以獲得稍高一點的利息，還可以省掉20%的利息稅。在這個長長的隊伍中，我幾乎沒有看見過一個年輕的或者中年的身影——那是因為他們有更多的其他掙錢的機會，或者僅僅是可能性。

　　對于這些老年人來說，擁有的是大把的時間，不再有的是機會。他們永遠地失去了可以用十幾個小時去掙這么多錢的可能性，所以只有他們排一晚上的隊買國債。我用了很長時間給自己女兒講清楚這個社會布置給老年人的算術題，之后默然，想著自己會不會有一天排進這個隊伍中。

　　銀行門口的老人長隊會給職場奮斗的中年人們帶來對未來的焦慮感。焦慮在彌漫，35歲你還當不上處長你會焦慮，40歲還沒有進入企業的高層你會焦慮，50歲時你還沒有兩三套住房或者你認為足夠多的存款你會焦慮。

　　時下的中國，生存競爭如此激烈，對于經驗豐富、年富力強的中年人更是如此。往后看，一批又一批大學生洶涌而來，他們受過更良好的教育，更有干勁，更有創新精神，愿意接受更低的薪酬。往前看，企業和社會對于正在走向年老的人們失去了耐心和信心。

　　在一個高速運轉的社會，如果你達不到足夠優秀，沒有旺盛的斗志，資源就會以最快的速度向最有效率運用它們的人群轉移。對年老的恐懼，讓三四十歲的中年人在掌握和享用更多社會資源的同時，以犧牲健康和日常生活樂趣為代價打拼，像過冬前的松鼠，拼命儲存過冬的糧食，存多少都覺得不夠。

　　對于生于60、70年代，新近進入中年行列的人們來說，大部分的人的未來有可能還不如他們的父輩樂觀。毫無疑問，在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由于社會財富的積累，我們會比上一輩強很多，但被社會遺棄的孤獨感會更早的襲來。

　　在計劃經濟時代，如果你有一份正式的工作，那么到退休的時候，你的工資、職稱乃至住房面積恰好達到職業生涯的最高點，剩下的時間可以按照制度的安排安享晚年，除非犯了政治錯誤或者生活作風出了差錯。所以你就可以看懂為什么在俄羅斯和東歐左翼政黨的旗幟下站的多是老年人。

　　其實如果健康狀況尚可，很少有人愿意自動退出舞臺。掌握社會資源越多的人越是這樣。邁克·華萊士直到88歲才從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主播的位置上退下來，這讓多少有才華的晚輩熬得肝腸寸斷。還有，老教授楊振寧退休后回國定居講學，82歲時還能娶28歲的研究生，居然在婚姻上也來搶年輕人的機會。顯然只有極少數高度集結了財富、權力、社會資源的老者才有和年輕人PK的能力，不管是在婚姻上還是工作的機會上。

　　科學的進步大大減緩了人類衰老的腳步，偉哥發明的偉大意義不僅在于在醫學上解決了部分男性心中的隱痛，還在于改變了千萬年以來自然形成的年齡和輩分的界限。可以大膽地預言，未來社會的主要矛盾很可能是年輕人和老年人之間的矛盾。

　　但在目前，顯然這一切只停留在大部分中老年人一廂情愿的假設與夢想之中。他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要在自己并不是很老甚至自我感覺處于巔峰狀態的時候就給年輕人騰地方。

　　在一個物質財富不夠充分富裕，社會保障體系沒有完善，社會文明程度不夠發達的社會里，失去了掙錢的能力就幾乎失去了一切。國策的執行甚至讓自然經濟下子女贍養老人的傳統也無法延續。一種秩序被打破的時候，總會有一代人付出代價，不同程度成為社會變革的犧牲品，或許就是現在的這一代中年人。除非你有充分的預見性和準備工作讓自己從大多數人中逃出來。

　　如果你希望到中年以后成為有能力和年輕人同場競技的那一小部分，除了像松鼠一樣拼命冬儲，或者還可以鋌而走險選擇成功概率很低的創業，或者盡可能讓自己的能力與時俱進，盡量長的延續自己工作的時間，讓自己的價值有體現的地方。對于職場中年來說，所謂職業生涯的設計，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顯示出它的真正價值。

　　人到中年的時候，你不得不想，你是否有一段體面而有尊嚴的老年生活。你是在楊教授們的隊伍中，笑納上帝給自己最后的禮物，還是排在銀行門口整夜做老年人的理財算術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