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將“空巢期”名詞普遍化使用。一般的文獻也認為，當孩子離開家的時候，父母確實有失落的反應。

　　由于種種的失去而導致的孤獨，引發生理上不適，以及心理上的一系列消極反應，醫學上稱之為“空巢綜合癥”。

　　對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阿拉梅德的7000居民作了歷時9年調查后確認，那些生活與外界完全隔絕，既無配偶、又無朋友和其他社交活動的人，其死亡率比有正常社交活動的人高一倍。兒女們由于學習、工作離開老人或成家自立門戶與父母公開吃住，更會使父母感到孤單、空虛，似守“空巢”。白頭偕老是每一對夫妻的共同心愿，但由于各種原因，有部分夫妻不能相攜到生命的最后。當其中一方先撒手而去，剩下一位孤苦零下，面對四壁冷清的家更似"空巢"一般。

　　我國較早提出“空巢家庭”這一概念的是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蔡文媚教授。她認為，形成"空巢家庭"的原因，較早要追溯到八十年代興起的“出國熱”。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由于工作繁忙或交際頻繁，使現在的年輕人顧不上對老人的照顧，也缺少與老人的溝通，老人們獨居時間較多，因此形成實質意義上的“空巢家庭”。

　　但是時至今日，“空巢”也不再是老年人的“專利”，不少中年人因為孩子到外地讀大學，也成為守候“空巢”的人。

         父母盼兒歸：聽，“空巢”里的一聲嘆息　

　　徐志是重慶人，現在是中國人民大學大三的學生。當初徐志選擇來北京上學，是家里一致同意的，不過現在徐志的媽媽希望他畢業了能夠回去。

　　徐志的媽媽因為單位不景氣，下崗在家。“徐志剛考學走的那一陣子，我就好像那皮球泄了氣一樣。早上，還習慣性地去敲他的門，叫他起床，可門一推開，屋里卻是空蕩蕩的。他人去了北京，我這當媽的心也跟著去了北京。”

　　“時間久了，好像多少習慣一些了，有時候一個人在家里忙忙乎乎的干家務，忽然不知道怎么就想了徐志，哎喲，心開始發慌，就覺得好像是出了什么事一樣。手里的活也做不下去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就眼巴巴看著表，盼著他下課，好跟他通個電話。每回電話一通，一聽他說話還活蹦亂跳的，我這心才算放下。”

　　“說實話，他現在不回家，我們特別不能理解，我們眼巴巴地盼望了幾個月，就等他放假回家呢，可他不是參加學校組織的活動去寧夏了，就是一個人去黑龍江旅行去了。好不容易等到他的電話，本來以為他要回家，結果是向家里要錢去旅行，不給吧，孩子這么大了，想見識見識也應該支持。可他就是不能理解我們這當爹媽的心啊。有時候跟他爸說著說著我就哭了。他爸也不愛說什么，嫌我煩了，他就出門打牌去了。我就只好一個人坐那兒發呆。一直等他爸回來了，才睡覺。那覺怎么睡得好呢？”

　　“徐志走以后，他爸現在也改多了，有時候也陪我去早市上買菜了。以前這都是我的活兒。可只要我們倆去，一準兒是，早上提個空籃子出門，快中午了又提個空籃子回來。去的時候高高興興的，回來兩個人都氣鼓鼓的。我看不慣他見什么都往籃子里放，也不看東西好不好；他嫌我為了幾毛錢的小事跟小販講價錢犯不著，是浪費時間。回家以后，我們都說再也不一起買菜了，可是后來他還是陪著我去買菜。”

　　徐志的媽媽聲音突然很疲憊：“自從小志上大學后，我心里就空落落的，像丟了什么東西一樣。我一天頂多和他爸見上兩次面，就是早晨和晚上，趕上他在單位值班就更見不著了。以前有個孩子，一天團哄哄的，沒覺得怎么樣，徐志這一走，我們好像做什么都特別扭。連竄門拉家常的心情都沒有了。”

　　徐志的媽媽說，“我不放心，他爸爸也不放心，就這么一個孩子啊！他上學去了，我們在家沒事的時候，就看他的相片，一本本地看，都不知道看過多少遍了。”

　　如果按照中國人的平均壽命計算，徐志的媽媽至少也將繼續在“空巢”家庭中生活20年。20年是什么概念？7300多個日日夜夜。而徐志20年內能陪媽媽300天嗎？

　　“住在一個城市，見面的機會也總會多些啊！”徐志的媽媽在電話里最后這樣說。

         游子心聲：其實我想家
 
　　李紅的家在貴州，距離北京有3千多公里。四年前，剛考入中國礦業大學時，他是先從半山上的苗寨步行四五個小時，然后再坐三個小時的汽車到鎮上，不趕停歇，需要馬上轉一趟去縣城的長途汽車，在縣城再搭車去貴陽市，如此周折后，才能登上赴北京的列車。經過三十多個小時的列車旅行，當李紅的雙腳結實地踏在北京的土地上時，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我一遍遍地告訴自己，這里才是我的天地，這里才是我未來生存的地方。”

　　就這樣，要在北京“生根”的李紅，大學四年都沒有再回過家。

　　“我知道我爸媽想我呢，特別是我爺爺，是他把我帶大的，他更想我，我也想他們。說實話，我有點怕回去，沒上大學的時候，我還能幫家里干些農活，割稻子、打場，都是力氣活，我都能干。現在干不了了，看見家鄉的那種貧窮，我真的想哭……呵呵，就算我回去了，家里也不讓我干，我也真的沒那力氣了。”

　　李紅不好意思的笑笑，走到窗口前，淡淡地說：“已經是冬天最后的時候了，一年的農事早都結束了，應該開始準備明年的種子了……”

　　“從小就在那山里，閉著眼睛我都能知道在哪個地方該拐彎了，什么地方有野果子。太熟悉那了，可我們那兒真的是太窮了，窮怕了。所以我發誓要考出去，到外面去看看。”所以大學四年，一放假，他或者找工作，或者去旅游。

　　“家里現在只有一個弟弟還在讀書，我爸媽現在其實不用像以前那么辛苦了。我跟他們說過很多次，趁著現在還能動，趕緊到處走走，像我爺爺那樣，年紀大了只能呆在家里養老，那是沒辦法的事。我爺爺要是能旅游，我就跟他說，讓他別總在家里，多沒意思。”

        說起了他的爺爺、爸爸、媽媽，說起他3千公里外的根，李紅的聲音就好像變得遙遠。花草傷了根就會枯萎，人也一樣吧，所以他很小心，連聲音都很輕。

　　“我把我去過的地方的照片給他們寄回去，他們總是很高興。只能讓他們通過照片看到我，有時候想想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好在還有電話，一個星期打一次，我不打過去，他們也會打過來。能聽到聲音就不一樣了，就感覺我還在他們身邊一樣。”

　　“電話是好東西，我現在每周都會跟家里通電話，短的二三十分鐘，長的超過兩小時。每次電話拿起來，總是不容易放下，其實也沒有很多話說，無非互相問問身體好不好，天氣怎么樣，吃什么了，家長里短的事情一聊總是沒有完。總是說掛了，掛了，可總是舍不得放下。又追問他們要注意身體，于是問過的話又再說一次。”

　　冬日的夕陽把最后的一點光亮灑進李紅的眼睛。電話費都該趕上李紅回家的路費了吧，可是那回家的路，李紅看著總是太長。不知道此刻，貴州那半山上的苗寨里，三位老人的眼里是不是也盛滿了這一抹殘陽。

　　“他們也挺理解我的。雖然快要放假的時候，他們照例總要問我回不回去，但也沒有逼我說一定得回去。我說不回了，他們就問問我要做什么。”

　　“失望肯定是有的，不過比我剛進大學那陣好。他們現在也習慣了。有時候，我突然打電話回家，他們反而不習慣，以為我出什么事情了，不停的問我怎么了怎么了，那個問得詳細。”

　　“我沒想過跟他們一起去個地方旅游，他們有他們的活法，我有我的。”

　　“去年過春節的時候，小弟給我打電話，說天不亮，爺爺就起來了，趴在窗臺上往外瞧，我問他看啥呢，他說沒啥，就是瞧瞧。爸媽也是有事沒事地到院里轉，小弟心里明白，他們是希望我能突然出現在他們眼前……小弟勸了好幾次了，我媽說，知道你哥不能回了，可這心里總好像擱不下，萬一回了呢……”

　　“說著說著，小弟就在那邊哭，我讓小弟喊爸媽接電話，我剛說了一聲：媽，過年好，眼淚就止不住地奪眶而出……”

　　李紅眼睛里光亮陪著今天最后的斜陽落了：“他們在電話那頭哭，我在電話這頭也不好受。他們哭還不讓我聽出來。哪能聽不出來呢？我就裝做不知道。那頭電話掛了，我還握著話筒。”

         專家說：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長期負責學生工作的李庚老師說：“對學生不回家，老師和家長應該理解，選擇什么樣的生活方式，主要取決與學生自己的想法。不過，親情還是很重要的，現在的學生還比較年輕，還不能完全了解。這需要個過程。”

　　“傳統的大家族居住的模式將會越來越少，中國的家庭結構會向簡單化發展，這是現代家庭人口結構發展的必然趨勢。應該說這也是經濟發展和生活質量提高的表現”

　　“ 在西方，年輕人很早就開始了獨立生活。西風東漸，國人在崇尚自由、張揚個性的同時，現代大學生更是從小就在心里埋下了渴望自由、獨立的種子。年輕人身處社會的潮流之中，總是嘗試著想盡快去適應這種生活方式，躍躍欲試想早日獨立創出一番事業。這是對中國傳統的裙帶關系的打破，也是個體思維的進步，無論對社會、對年輕人都是一種很大的進步。”

　　“中國的父母很有必要學習國外的父母。在許多發達國家，‘空巢家庭’非常普遍，父母和兒女一樣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間、生活方式和生活樂趣。”李老師認為，“國外的父母在孩子離開后，仍在追求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情感交際網絡和一片天地，他們多選擇定期聯系、聚會等更為平等的方式與兒女溝通。”

　　“當然，年輕人這種做法也有著不可忽視的負面影響。由于他們社會閱歷不足，年輕氣盛，很容易出現嚴重的過失。其實，參與廣泛的社會交往、過獨立的生活并不意味著一定要遠離家庭、擺脫父母。父母這一輩人有著很深的社會閱歷，年輕人如果能多與父母溝通，虛心接受他們的指導，更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過失，更易取得成功。”

　　“當代大學生的價值觀變了，他們追求的是個性、獨立，在一個沒有家人的地方獨自生活對他們來說已經是現實，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許不失為一件好事。”李老師補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