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旅德華僑，曾講過他的一次親身感受：
      他剛到漢堡時，跟幾個德國青年駕車到郊外游玩。他在車里吃香焦，看車窗外沒有人，就順手將香蕉皮丟了出去。駕車的德國青年馬上“吱”地一聲，來了個急剎車，然后下車去拾起香蕉皮塞到一個廢紙袋里，放進車中。并對他說：“這樣別人會滑倒的!”
      沒有人看見，沒有人監督，完全是出于一種責任。
      1944年冬季，盟軍完成了對德國的合圍，法西斯敗亡在即。德國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食物短缺，燃料匱乏。由于德國處于中歐，冬季非常寒冷，缺燃料可能導致許多居民凍死，不得已，各地市政府只得讓居民上山砍樹。
       德國人是這樣砍樹的———據戰前留學德國，而被困在那里的國學大師季羨林回憶：林業人員先在茫茫林海中搜尋，尋找老弱樹或劣質樹，找到則在上面畫一個紅圈。“砍伐沒有紅圈的樹，要受到處罰。”問題是，誰來執行處罰?當時德國行政管理已經名存實亡，公務員盡數抽到前方去了，市內找不到警察，全國已經處于政權的真空。但直到戰爭結束，全德國竟沒有發生一起居民亂砍濫伐的事，他們全部真實地執行了規定。事隔五十多年后，季老回憶起這件事，仍然無限感慨：德國人“具備了無政府主義的條件卻沒有無政府主義的現象”。他曾經問過一些普通的德國人，他們為什么能這樣自覺，回答很簡單，都一樣：責任，一個公民的責任。
       二戰時，美國一個空軍大隊長，他的機組在一次與日本戰機的戰斗中機毀人亡，他駕駛的戰機也已千瘡百孔，同時他已身負重傷。但是一種神奇的責任意識讓他將一搖三擺的戰機安全降落在后方機場，而且他走下了飛機，按照軍人所有紀律要求，在向地面指揮官履行了必要的禮儀程序后，才慢慢倒下。在場的醫務人員發現他實際上在兩小時前已經死了。那么是什么力量讓他“雖死猶生”呢?是責任，強烈的責任意識!
       責任，是一種對自我的“角色”認知。從我們呱呱落地的那一天起，上天就賦予了我們種種責任：面對父母，我們有養老敬老的責任；面對配偶，我們有關愛終生的責任；面對子女，我們有培育撫養的責任；面對工作，我們有忠于職守的責任；面對不平，我們有仗義執言的責任；面對歹徒，我們有見義勇為的責任；面對入侵，我們有保家衛國的責任……
       明代清官劉大夏說得好：“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嘗死，即一日憂責未已。”從某種意義上說，人的一生其實就是一個履行責任的過程。